我的小店主往事

三十岁那年，我获得文艺杂志《群像》的新人奖，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。那时候，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，却比普通人有些不同的意趣。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，接着就业，隔一段时间后再结婚。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。因为这么做，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。而且我几乎从来没有过狂妄的念头，要与世情背道而驰。实际上，我却是先结婚，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，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，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。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，还是身不由己、木已成舟呢？总之，人生很难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针运转。

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，又讨厌进公司就职，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。那是一家播放爵士乐唱片，提供咖啡、酒类和菜肴的小店。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（现在也经常听），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啦！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、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，我开了店。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，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，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，总之是拼命攒钱，然后再四处举债。就这样，我们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的南口开了一家小店。那是1974年的事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要耗费巨资，所以和我一样“不想进公司上班”“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”的人，就到处开起小店来，诸如咖啡馆、小饭馆、杂货店和书店。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。血气方刚、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。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“缝隙”的地方，只要走运，找到适合自己的“缝隙”，就好歹能生存下去。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，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。

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，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。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乐手，尽管演出费低廉，大家却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。像向井滋春啦，高濑亚纪啦，杉本喜代志啦，大友义雄啦，植松孝夫啦，古泽良治郎啦，渡边文男啦，可真让人开心啊。他们也罢，我也罢，大家都很年轻，干劲十足。遗憾的是，大家都没赚到什么钱。

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但毕竟负债累累，偿还债务颇为艰苦。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，还向朋友借款。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过几年我就连本带利还清了。我们每天早起晚睡、省吃俭用，终于偿清了欠债，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当时我们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，家里既没有电视，也没有收音机，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。也没有取暖设施，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，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。

我们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，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，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，拾到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。不知该说是共时性原理，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，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。第二天，我们再还不上贷款的话，银行就会收取违约金，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（我的人生路上不知何故经常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）。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，可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。对不起了……事到如今，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。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。

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，总之是想说，在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。当然，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。在他们看来，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：“哼，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！”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，但一归一，二归二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。

然而也很快乐，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年轻，又非常健康，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店面虽小，却也算是一国之君、一城之主。无须行色匆匆地挤在满员的电车里赶去上班，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，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，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、兴味盎然的人。

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学习。说“社会学习”似乎太直白，显得傻气，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。我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，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。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，也曾遭人使坏，闹得满腹怨气。当时，仅仅因为是做“酒水生意”的，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，不但要残酷地驱使肉体，还得事事沉默忍耐，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。狂风袭来时，只能缩起脑袋硬扛。总之我别无所求，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，慢慢还清欠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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