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小店主往事

2020/07/22

三十岁那年,我获得文艺杂志《群像》的新人奖,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。那时候,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,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,却比普通人有些不同的意趣。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,接着就业,隔一段时间后再结婚。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。因为这么做,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。而且我几乎从来没有过狂妄的念头,要与世情背道而驰。实际上,我却是先结婚,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,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,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。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,还是身不由己、木已成舟呢?总之,人生很难按部就班地依照既定方针运转。

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,又讨厌进公司就职,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。那是一家播放爵士乐唱片,提供咖啡、酒类和菜肴的小店。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(现在也经常听),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啦!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、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,我开了店。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,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,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,总之是拼命攒钱,然后再四处举债。就这样,我们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的南口开了一家小店。那是1974年的事。

值得庆幸的是,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要耗费巨资,所以和我一样“不想进公司上班”“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”的人,就到处开起小店来,诸如咖啡馆、小饭馆、杂货店和书店。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。血气方刚、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。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“缝隙”的地方,只要走运,找到适合自己的“缝隙”,就好歹能生存下去。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,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。

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,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。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乐手,尽管演出费低廉,大家却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。像向井滋春啦,高濑亚纪啦,杉本喜代志啦,大友义雄啦,植松孝夫啦,古泽良治郎啦,渡边文男啦,可真让人开心啊。他们也罢,我也罢,大家都很年轻,干劲十足。遗憾的是,大家都没赚到什么钱。

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但毕竟负债累累,偿还债务颇为艰苦。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,还向朋友借款。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过几年我就连本带利还清了。我们每天早起晚睡、省吃俭用,终于偿清了欠债,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当时我们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,家里既没有电视,也没有收音机,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。也没有取暖设施,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,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。

我们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,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,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,拾到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。不知该说是共时性原理,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,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。第二天,我们再还不上贷款的话,银行就会收取违约金,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(我的人生路上不知何故经常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)。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,可那时我压根儿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。对不起了……事到如今,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。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。

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,总之是想说,在二十多岁的时候,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。当然,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。在他们看来,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:“哼,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!”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,但一归一,二归二,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。

然而也很快乐,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年轻,又非常健康,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,店面虽小,却也算是一国之君、一城之主。无须行色匆匆地挤在满员的电车里赶去上班,也无须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,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,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、兴味盎然的人。

还有一点很重要,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学习。说“社会学习”似乎太直白,显得傻气,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。我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,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。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,也曾遭人使坏,闹得满腹怨气。当时,仅仅因为是做“酒水生意”的,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,不但要残酷地驱使肉体,还得事事沉默忍耐,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。狂风袭来时,只能缩起脑袋硬扛。总之我别无所求,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,慢慢还清欠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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